省委组织部的同事原本以为她只是例行办理手续，没料到这么多年隐姓埋名的老英雄，会在退休前郑重提出更正姓名。消息传到济南，几位领导面面相觑，心里同时闪过一句：这位特等功臣，确实跟别人不一样。

  从文件角度看，更正姓名不过动动笔，可在郭俊卿心里，这一步却整整酝酿了三十六年。往前倒推，这位出生于1931年的辽宁女孩，在炮火声里辗转到草原，靠砍柴、放羊、帮人修房子维持生计。她家的那间土屋常常被北风灌得吱呀作响，母亲捂着火塘叹气：“闺女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”

  郭俊卿没回答，她把头发剃成小伙子模样，挎上工具袋去给伙计们和泥砌砖。没多久，小妹病倒，家里连顿热汤都供不上。那一年，她才十四岁，却忽然明白：单凭体力养不了一家人，得找条彻底翻身的路。

  1945年秋，八路军在乌丹招兵。报名那天，郭俊卿裹着白布条塞进鞋后跟，硬把自己垫高两厘米，虚报两岁年龄。审查仔细的排长皱眉：“肩膀有点窄啊。”她嗓子一沉：“能扛一袋麦子，跑二十里地。”排长笑了，两行字写进花名册：“郭富，通信员。”

  第一次摸马背，她被摔得满脸是土；第一次夜行军，汗水沿着光头往下淌。战友半开玩笑：“小郭，把帽檐压低点，省得撞断鼻梁。”她咧嘴说：“撞断了也不退。”口气不大，却句句顶真。半年后，连长发现这个“新兵蛋子”昼夜传令、从不抱怨，便提拔她当骑兵排的通讯班长。

  1947年春，承德平泉鏖战。敌火力凶，子弹像雨点打在山梁。郭俊卿朝阵地最后一处制高点猛冲，拉响手榴弹塞进机枪掩体，翻滚落地正好压住一枚哑弹。她脱帽喘息时，旁边卫生员瞥见凌乱的发际线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却硬是没吱声——前线要的不是性别，而是战果。

  辽沈战役途中，他们一天赶一百五十里，脚底磨出血泡也不停。深夜宿营，她悄悄找没人的土沟放哨顺便“方便”，寒风直往衣领里钻。就因那股凉气，她落下严重妇科病，却只能靠嚼辣椒驱寒。1950年春，部队南下途中病倒，送进野战医院才露馅。大夫惊讶：“郭富是姑娘？！”

  身份公开后，各部队议论纷纷。“女扮男装立特功，够传奇。”可在郭俊卿眼里，这并不浪漫。她对政委说：“我怕暴露后影响作战情绪，能瞒才瞒。”政委点头没多问，呈报上级：授予“特等战斗英雄”称号，并派她参加全国英模代表会议。

  1950年9月，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。毛主席握着她的手，“同志，辛苦了。”郭俊卿反倒有些羞涩，掌心全是硬茧。颁奖仪式结束，她回到驻地，把写有“郭富”三字的旧军帽叠好封进背包，自此开启人生另一段征程。

  新中国需要建设人才。她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，教室里重新坐进木椅，这曾经横刀立马的女英雄，用左手快速记笔记，右手把酸痛的腰压在桌沿，深夜还跑去医务室输液。不到四年拿到毕业证，分配青岛第一服装厂。

  上任伊始，车间铁门吱呀作响，机器带轮噪声震耳。工人成天跟剪刀布匹打交道，安全隐患多。她在厂区跑上跑下，一周之内换掉三十多把长柄剪刀，把旧灯泡全换成防爆灯。有人嘀咕：“这厂长够轴。”可半年后，生产效率翻番，客户订单直接排到来年腊月。

  再忙，晚饭后她还坚持到疗养院做理疗。医生劝：“您这些病根全是当年落下的，最好别劳累。”她笑笑：“罪受过，命捡回来了，不能光图清闲。”因为身体原因，郭俊卿没有生育，她领养了两名孤女，一手拉扯成人：大女儿当军医，小女儿当护士，姐妹俩说起母亲，总是神气十足。

  时间来到1981年，她达到离休年龄。组织要为老干部举行欢送会，她婉拒，只留一句话：“麻烦把我原名恢复。”有人不解：做回女性身份三十多年了，何必此时较真？可她心知肚明——战争年代用化名是纪律，现在和平年代应让后辈知道，特等功臣郭俊卿，是堂堂正正的女人。

  省委批复很快，公文落款写着“郭俊卿同志”，印章鲜红。拿到文件那天，她在家里摆上一碟花生米、一杯高粱酒，轻声说：“爹，娘，咱家闺女有了自己的名字。”

  1983年初冬，郭俊卿因旧疾复发，在青岛医院安静离世，终年五十二岁。遗体告别仪式上并无豪华花圈，却站满了服装厂工人、部队老战友和她的两个女儿。人们低声议论：这位女英雄，走得太早，却把骨气和担当留给后人。

  几十年过去，郭俊卿的战斗事迹仍被军史馆反复讲述。有人统计，她所在的骑兵团平均每人负伤三次以上，而她在受伤、被发现、再上战场之间，从未说一个“退”字。这份刚劲，正是那个年代无数普通战士的缩影；也是她在1981年提出那个小小要求时，想要传递的最大价值——功名可以淡去，真名必须堂堂正正刻在史册。